经济学"入流"的问题，风格，和判断- 陈平答北大网友的一封信 2002年1月21日 因为忙于读文献，算数据，和写论文，难得有闲暇上网浏览。网上平等讨论可以大大缩短学 友之间的距离，约束仅在于时间的限制。很高兴看到两篇网友（"吹牛不上税"和"要谦虚"） 对我的批评，可以有机会来讨论一下我对发展建设性的科学学风的想法。 首先，我应当清楚表明，我目前确实是"不入流的"物理学家和"不入流的"经济学家，而且我 从来也未企图把自己打扮为"入流"的学者。虽然圈内的学者都承认我在经济混沌研究上的前 沿工作，但多数学者并不相信"经济混沌"的存在。这里，既有技术上的原因（难以区分混沌 和噪声信号），也有观念上的原因（习惯均衡思维的人难以接受非平衡的观念）。所以，我 的多数工作都无法在主流刊物上发表，但不断受邀请到国际会议和国际综述文集上力陈我们 的一家之言。 我想，这在一个长时期内，会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也是我的甘苦所在。既然 我相信目前理论经济学处于类似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诞生前夜的阶段，对此"不入流"的评价， 我欣然接受。否则，就只有追随主流，没有独立贡献的可能了。至于我的信念是否正确，只 有历史来判断了。相信网友们多数比我年轻，你们比我更有机会看到历史的进程。这是我可 以轻视现有的大人物，却从不敢轻视年轻的小人物的原因。谁能知道，批评我的后生是否会 是未来的爱因斯坦呢。 还在我做博士生时，普里高津研究中心就有一位好心的教授警告我：你作的题目太大，可能 会找不到工作。所以我是早有心理准备的。为什么？文化革命后期，我在成昆铁路当过五年 铁路工人，没有什么普通人的生活是我不能承受和习惯的。我也在科学院做过五年受控热核 聚变的研究。从实验室打洞布线的粗活，到反应堆的实验和科学规划都做过。物理科学的严 格和经济管理的松散让我震撼。我转学经济，并非因为搞经济学的待遇比物理学高（从成本 效益分析来看，这是奇怪的事实），而是希望从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中国富强的道路。但是， 留学二十年之后，西方商业组织形式的丰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模型的狭窄令人诧异。远离现 实的经济大家对我而言，并不比一个务实的工匠更应受人尊重。我不想在这里引证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我在书中仔细收集过最重要的论 战文献给同学们参考。我只想举两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我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失 望和反思。 一，几年前，一位来之保加利亚，受美国官方资助的经济学访问学者，在德克萨斯大学讲 《转型经济学》课时介绍说，保加利亚的议会通过立法，将合作社的土地等产权归还给二次 大战前的地主，导致农民愤怒，分光卖光合作社在二次大战后五十年间积累起来的大部资产， 从机器耕作倒退回马拉犁和良田抛荒的阶段。她估计，前苏联在休克疗法期间的经济损失， 可能超过二次大战。这些东欧人所共知的事实，没有一本西方出版的转型经济论文集提到过； 如同无人知道前苏联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到底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一样。当时在座的西德留 学生说，东德人中流行一句话：现在的经济奴隶比过去的政治奴隶更糟。代议制民主在多大 程度上能反映民众的长远利益，也给我留下一个问号。 普里高津也亲口告诉我，他的朋友萨哈罗夫对他说，戈巴乔夫是苏联史上对经济最无知的总 统。普里高津还对我说，西德接管东德大学后，把大批有学问的共产党员教授解雇，造成东 德科学教育的衰退。普里高津本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任何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普通人都 会明白，东欧发生的事，并非"经济改革"或"利益调整"，而是"政治革命"或"政治反革命"。 但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却拿"帕累托最优""界定产权"这样的数学神话和概念游戏来为自 己的强权政策辩护，如何能掩盖赤裸裸的地理政治和阶级利益？我不反对国企改革要细化产 权，更不反对出售或兼并已无竞争能力的国企。但我至今还在等待哪位懂操作的产权学者拿 出具体方案，告诉我们如何界定产权便能解决结构调整和社会分配的具体问题。西方有经验 的经济学者都知道，产权形式是技术潮流和利益博弈的结果，世界上并无公认的产权最优方 案。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形式，需要求实的研究和各方利益的兼顾，不是光靠鼓吹企业 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便能为社会所接受的。 米尼苏达大学的 Leo Hurwicz 教授曾和Arrow 一起创建一般均衡理论，也是激励机制设计 的开创者，笔者认为他的贡献比获得诺贝尔奖的Debreu大得多。前年他在中心讲演后，曾同 林毅夫和笔者共进晚餐，讨论经济学史。Hurwicz 的工作证明：Coase 定理的理论基础和经 验基础都非常薄弱。我问他为何Coase能得此大名呢？外表谦和的Hurwicz给我的回答只有一 个词："Ideology." 附带说一句：我不记得我在去年十月中国经济学会2001年会上是否说过某些得过诺贝尔奖的 工作是"垃圾"（如果说过，则应为"ideology"之误）的话。我想，更严格的表达应当是 "Mathematical Ideology"(数学包装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一些经济大师的数学知识还 不如物理学一年级的研究生。第一个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Frisch1933年的模型，完全等同 于物理学家1930年解出的谐振子的布朗运动模型；但有实验验证的物理学工作并未获奖，而 虚构且从未正式发表的错误猜测却获经济学奖。这在科学史上如何交代，我们过两年会有下 文。 二是今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现任会长,芝加哥大学的Lucas和米尼苏达大学的Prescott (真实经济周期学派的创立者)，发起对凯恩斯派的全面清算。他们否定金融市场内生的不稳 定性，把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持续的原因，归之于"新政"增加工会工资议价的权利所产生的 "工资刚性"。换言之，他们认为大萧条期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得还不够，据说实际工资比 均衡理论的"预言"为高便为"不正常"。他们认为，三分之一工人长达数年的失业是工人在 "就业"和"闲暇"间自愿的理性选择，没有政府干预，市场会自动恢复正常状态。这真是现代 的天方夜谭。我想，饿过肚子的人只会选择任何有收入的工作来糊口养家，而不会选择空着 肚子"度假"，这大概是我这样平民出生的人的常识。 当然，我找出Lucas微观基础论和理性预期论的数学错误，也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我虽然十 五年来从不相信"理性预期"的童话，也得遵守西方的游戏规则：科学争论是用数学模型和经 验数据"打仗"，而不是用大批判或报刊杂文打仗的。但这一例子，正好表明物理学家和某些 经济学家的文化差别。物理学理论如不能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就会修改理论来接近事实。而 坚信市场万能或政府万能的经济学家，如不能按他们的设想解释或改造世界，就扭曲事实来 维护现有的（未必是最好的）理论。 应当说，中国留学生到国外求学几乎都是"谦虚"，即不轻易表态的，因为语言和西方的文化 历史知识不如人，并非数学不如人。但中国人的"谦虚"，常有实用的目的，并非仅有个性使 然，和西方人所谓的"客观"和"好奇"并不等同。前者强调的是主观的姿态，有时明知对方不 对，也要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强者讳，或者用沉默来换取为人的圆滑。我是更喜欢"求 实"而非"谦虚"的态度。 我亲身交往和通信过的经济学家中，愿意和毫无人际关系（我不是哈佛或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生讨论问题（假如问题本身是有科学意义的话）的学者有：费正清，李约瑟，萨谬尔逊， Solow, Simon, 蒋硕杰，Zarnowitz, Kydland 等人, 虽然他们未必都赞同我的研究方法， 但对科学事实和研究现状都取客观开放的态度，都有坦然承认"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未解 决"的勇气。他们的科学态度，使我在研究生时代就弄清关键何在，少走许多弯路。少数明 知问题存在，却不愿坦诚面对的"大家"之一，便是Lucas。而我见过的最摆架子，无法平等 讨论问题的自命"天才"便是张五常，大家从他的报纸杂文中可以领教。我不打算在这里谈我 对他的工作的评价，是因为我从九三年起对他的工作的推究尚未做完。我喜欢公开的学术争 论，而非私下的人品评论。人无完人，科学家重要的是工作，不是个性。上面值得我提到的 人物，都有他们的才华和影响，且和我的工作有关。"拉大旗作虎皮"，在科学上是没有戏的。 我在会上对Frisch代表的宏观计量经济学派和 Lucas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批评，都 在我公开发表论文的范围之内，是有十多年以上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调查为依据，是经过专业 评审的严肃研究，并非散文式的即兴杂谈。有兴趣的读者，可在我的CCER网页找到相关文献， 自行判断。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我在西方主流学者面前的挑战态度是在普里高津研究中心十余年的论战 生活逼出来的。我的两位物理学导师都是"不入流的"物理学家。Robert Herman的工作可以 得两个诺贝尔奖（大爆炸宇宙学和交通流动力学），却因与利无争，连讲座教授都不是。普 里高津的非平衡热力学的工作得的是诺贝尔化学奖，在物理圈内并不香，物理以外的学科， 例如化学，生物学，甚至人文和哲学倒大有影响。他开创的复杂科学，虽被美国物理学主流 的 Santa Fe 研究所的领导者排除在领导权之外，但无法压制，原因是他五十年如一日对平 衡态物理学的尖锐批评得到圈外的社会承认。你如亲眼看见普里高津和GellMann（基本粒 子夸克模型发明者，Santa Fe 研究所的主要领导人）在seminar 上的激烈辩论，你绝不会 认为普里高津是"谦虚"的人。但是，你要每次看见他坐在研讨会(seminar)的第一排，对每 个研究生的工作从变量定义开始发问，从不顾虑显示自己的"无知"；你或许会对中国人"谦 虚"的标准产生疑问。 我当研究生时，普里高津对人介绍我的工作总说"my friend Ping Chen did this......" 我毕业后作他手下的博士后和研究员时，他对人介绍我的工作改口说"my colleague Ping Chen .... ."，从未当众说过"my student Ping Chen"；搞得我至今也不敢在北大的学生面 前自封老师。普里高津从来不怕和学生们分享他的不成熟的想法，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维 护意识，这是为什么他提供的待遇不高，却能持久吸引许多有才之士的原因。 我至今也不相信，中国要办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只能走用高价购买明星学者的美式道路，而 不是波尔和普里高津那样用远见和学风聚集人才的道路。请问，穷人如何能与富人斗宝？但 穷人可以和富人斗智，斗义，历史不有的是后来居上的例子吗？不入流的学生为何不能提入 流的问题呢？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是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才能发言的话，那一生能做的事就极为有限了。 但你要象玻尔和普里高津那样勇于向学生发问，从对手交锋中学习，就有可能打破学科的局 限。我没有普里高津的天才，但可以学会不怕在年轻学人面前"献丑"的坦然。假如我不能在 科学奥运会参赛，我还可以给未来的奥运选手当"陪练"。我在北大不想办留美预备班，但想 办冲击前沿的经济学夏令营。愿和北大有志的后来者与西方名家一较短长，不能一试吗？ 中国长期学术界的沉闷和"文人相轻"的传统有关。北大同时以自由思考和论资排辈的校风著 称，过去虽有"兼容并包"的美谈，但包容的诸家并无公开的争鸣，也就没有世界学术上的领 导地位。这几年，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最快乐的事便是和好学者争论而不结怨。 这几年，对Lucas 学派批评的深入，得益于在中心对国企改革的争论。我在北大喜欢争论的 对象，例如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宋国青，卢峰，邹恒甫等，都是有独立见解，思想敏 锐，又心胸开阔的人物。在他们面前犯错误，是我学习的机会，有何脸红之处？做研究的人 无官一身轻，也无股票掉价的忧虑。丢掉的除掉"所知不足"之外，还有什么呢？对不作研究， 又自认为是名士的人，我是敬而远之，没有时间去奉陪的。 如果我的过激言辞伤害了不同学派同行的自尊心，我愿意在此道歉，并欣然接受他们的批评， 对均衡理论的历史贡献尽可能给于历史的评价。话说回来，我并不认为我和邹恒甫的争论是 "学术幽默"而非学术分歧。我希望两位网友给我留下电话或Email, 下次我和邹恒甫开学术 研讨会（也即争论会）时，请两位出席评论如何？我春季在北大的课堂也效法我的留法恩师 严济慈，来者不拒，不分学历和背景，对社会开放。欢迎两位学友当堂批评研讨。 诸位网友，我希望今后的学术讨论能深入一层。 科学重要的是提出问题，观察现象，和解决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否在历史上占得住，全靠经 验事实的检验。社会风潮，学术权威，社会地位并不重要（当然，学术地位对家庭和待遇也 属重要，但于科学评价无关）。假如网友对我的论点或工作不满意，能否请你具体批评：是 问题提法不对，是某个假设有问题，还是经验观察有问题？你能否举出一个反例，或构造一 个不同的模型来支持你的猜测？假如你能找出有关的文献赐教，那就更不胜感激了。我至少 对一个游戏规则是遵守的，即对人挑战之前，先平心静气地读过对手以及他的支持者和批评 者正反两面的文章，也时时怀疑自己的直觉是否有反例的危险。这是我爱读文章难写文章的 一个原因。愿与我的批评者为此共勉之。 "不入流的物理学家兼尚在自学的经济学家 即喜欢向名家发问的小学生"（哈哈，自封的称 号可谓长矣，为幽网友一默可乎？） 陈平 向关心我的网友真诚致意，愿你们这一代比我们 在科学上更上层楼！ 2002年1月21日 夜 于 Austin